1960年毛泽东与康生关于原子弹试验的对话
1960年2月，在广州的一个温暖春日，毛泽东与宋任穷及康生等人会面，讨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时间。原子弹工程的复杂性意味着一系列技术和材料的整体协调至关重要，但当时中苏关系已不如从前，苏联的援助也变得不再可靠。宋任穷，作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部长，深知核工业面临的实际困难。此前，苏方未按照承诺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资料，工程在短期内完成的希望十分渺茫，二机部认为目标应定在1964年。
此时康生刚从莫斯科返回，参加完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。他在会中对此进行了汇报，并频繁与毛泽东交流。在谈到原子弹时，宋任穷提到按照现有条件，1964年爆炸是合理的。而康生则认为应该争取在1962年完成爆炸，以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。他的言论虽然激昂，但在场者都明白，仅凭政治愿望无法替代必要的技术准备。毛泽东未立即反驳，只是静静倾听，最终问康生是否愿意担任二机部部长。此话虽简短，却深意满满，强调了国防科技绝不能仅依靠口号，必须结合实际。
宋任穷对此有深刻感悟，早在1954年调入中央工作后，他就参与了诸多关键项目。经历了从第三机械工业部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转变后，宋任穷开始面临将核工业从规划转变为可生产和实验的重大任务。他的办法务实，既依赖外援，也注重培养本土技术团队。在苏联专家撤回后，二机部没有停滞，而是重新组织力量，进行边学边干的探索。 球友会
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要有敌人拥有的武器，也要有敌人未拥有的能力，体现出他对中国独立建设的期待。最终，在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在新疆爆炸。此时的宋任穷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，但依然关心工程进展。试验那天，他焦急等待消息，却非常失落地等待到晚上仍未听到报道。后来得知，毛泽东要求先确认爆炸数据，并观察国际反应，才决定信息的发布，这显示出国防工程发布时的谨慎。
从1960年到1964年，关键在于解决每一道技术难关，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诺。康生未能担任二机部部长，而宋任穷也没有通过夸张的时限争取荣誉。最终，这颗原子弹按照科学规律与工程实践，顺利实现了中国核工业的重要跨越。
